近日，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在《银行家》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论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牛锡明董事长从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如何在国家供给侧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详述了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兹将全文内容编辑刊发，以飨读者。

作者｜牛锡明「交通银行董事长」

文章｜《银行家》杂志2016年第10期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政策导向。作为金融资源配置中枢，助力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好实体经济转型是银行业的应有之义。推进商业银行自身的供给侧改革，提高银行业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是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转型发展的迫切要求，也将有助于银行业更好发挥对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支持作用。

国家供给侧改革需要商业银行发挥积极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资源配置的枢纽,应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银行也只有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的时期,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萎缩、空间受限、矛盾凸显,使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究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生产端的相关制度构建缓慢,经济增长中的供给侧管理相对滞后,未能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因而,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中国要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就必须加快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无论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双创普惠金融需求,还是打破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等问题都与金融密切相关。供给侧改革对金融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这其中包含了几方面的要求,包括:营造稳健的有利于政策传导的货币金融环境;坚持市场化方向,积极支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要完成好这些改革任务,就需要金融业改善服务方式,通过金融制度的变革推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

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主导行业,也应将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工作的重心,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一方面做强做实有效金融供给,另一方面提升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间的适配度。具体有以下几点内容。

重新调整金融资源投向。去产能过程中,商业银行要主动改变现有信贷结构, 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的资源占用,盘活困顿于低效领域的信贷资源,主动将信贷资源投入重心与国家重点支持领域相衔接。商业银行也应结合国家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落后产能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政策,积极开展并购贷款、银团贷款等债权类和股权类融资业务,并通过提供相关顾问服务, 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信息支持,帮助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骨干企业实施产业整合,增强规模化、集约化优势。同时,产业绿色转型和升级改造带动了新的需求。一方面,汽车、造船、化工、轻纺等行业不断将电子信息、计算机等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经营管理等全过程。另一方面,随着产能过剩行业节能减排标准的不断提高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的日趋严格,更多企业需要通过技术改造,开展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商业银行应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在技术改造、工艺改进、品质提升,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过程中的金融需求。

挖掘新的金融供给领域。从整体产业布局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并带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环保节能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商业银行要找准支持 “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着力点,按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运行规律和资金需求特点给予金融支持,同时进一步拓展完善信贷“绿色通道”,建立制度解决知识产权质押等问题。对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横经济轴带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项目,应鼓励分行根据地方特色制订相匹配的实施方案,对地域性重要战略与关键项目的落实给予积极配合。

拓展金融资源供给方式。首先,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丰富金融服务手段。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业务发展模式和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服务诉求,提供匹配的金融资源供给。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银行在总体上限贷的同时,仍需要进行结构性支持,尤其是在行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应做好财务咨询顾问、价值评估、交易撮合、过桥融资和资金结算服务。对于优质成熟企业,则应灵活运用投商行和离在岸等多种产品组合,展现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实力。其次,在新老产业交替过渡期积极探索新型融资服务模式。包括大力发展债权融资服务、稳步发展股权融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信贷+”服务模式, 以及加快发展供应链融资模式等。第三, 要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商业模式。全面建设和提升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金融服务能力,提高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匹配程度,特别是要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

填补金融服务供给短板。促进贴近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推动新技术和新业态健康、规范发展,消除金融供给短板,让金融供给惠及到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是当务之急。一要发展普惠金融,增强薄弱领域金融供给。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创新支持政策,提升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对“三农”金融服务,要结合金融扶贫,创新农村信贷制度,提高金融资源在农村的覆盖率。二要发展创业金融,支持双创群体。在客户定位上,要把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发力点聚焦在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和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上;在产品体系建设上,要创新知识产权融资、股权融资、供应链融资、科技保险等工具,积极开展投贷联动,发展债贷结合的新金融产品;在服务渠道上,要在进一步降低传统渠道服务成本的同时, 推动互联网金融成为商业银行服务双创群体的主要工具。三要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绿色经济。合理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环保产业转移,通过建立绿色信贷长效机制,关注不断变化的绿色金融需求;结合绿色产业投入周期长和轻资产的特点,创新授信增信形式,探索绿色债券、碳资产证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和服务。四要发展消费金融,满足消费需求的升级。在业务发展上,要加大资源投入,提高消费信贷业务占比;在业务流程上,要建立并完善适应零售业务特点的审贷体系;在业务模式上,要探索异业联盟,争取实现跨业揽客、相互共赢。

丰富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当前部分行业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其主要原因是银行体系结构单一。应解除银行业结构抑制,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机构体系,形成大中小银行的梯队结构,更好地为不同经济群体、不同经济层次、不同产业和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要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使不同类型的银行服务于不同的实体企业,从而形成协调发展的竞争性银行业结构体系。其中,城商行、农商行和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要坚持立足当地、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延伸网点和业务;大型银行要加快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和服务网络的延伸,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同时,应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更多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供给主体的种类。

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的过程中,原来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积累的风险将逐步暴露,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将经受较大考验。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所涉及的行业是银行不良贷款发生的重点领域,一些跨行业、跨市场风险及风险传染的隐患也值得关注。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测及预警,拓宽风险处置方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既要通过行业限额管理、领额管理和客户名单制等举措严控新增贷款,也要积极参与并努力主导僵尸企业和问题企业层面的资产重组和处置,促进相关企业不良贷款的出清。同时,要在用好用足财务和拨备资源加大力度处置和核销不良贷款的基础上, 运用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新工具,降低存量不良贷款规模。对短期内难以退出的企业,应创新工具、用好政策,通过强化担保措施、信贷重组等方式有效缓释风险、降低预期损失。

商业银行自身也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十三五”期间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金融需求正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长期在需求侧驱动下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日趋式微,而对供给侧管理的相对滞后，使得当前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未能及时跟上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需求。因此,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从“生产者”角度开展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提高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途径,也有助于银行业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需求侧政策的刺激和引导, 通过需求侧管理政策以及相配套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规模扩张、平抑经济波动。需求侧管理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持续的、大规模的需求侧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质量提升产生了较大制约,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量”的膨胀而非“质”的提升。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应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需求侧驱动下的商业银行表现出明显的以银行自身为本位的特征,借助于规模扩张、高资本消耗和追求速度的发展方式,银行业实现了十年的快速发展期。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新的经营环境和客户需求出现,过去侧重于需求侧的商业银行正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粗放型经营方式对发展的驱动效应减弱。借助于利率管制、利差锁定的政策红利以及业务牌照优势,商业银行过往经营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金融供给卖方市场的特点,同质化竞争成为普遍选择,客户结构追逐大型公司客户,组织管理以产品和业务为中心,绩效评价以规模和结果为导向。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存贷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加之金融业跨界竞争加剧,商业银行原有的牌照、政策性利差等红利开始消失,旧有的经营和管理的逻辑已逐渐无法有效驱动银行持续快速发展,新的发展后劲亟待培育。

传统架构体系对整体经营活力产生束缚。当前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省级分行、市级分行层层管理,主要依靠支行网点负责市场经营的组织模式。这种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单一业务组织模式管理链条长、市场反应慢、经营管理效率不高,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企业业务跨区经营、财务集中管理,以及金融服务综合化、网络化、移动化的要求, 对业务发展形成制约。而在长期偏重管理的体制下,由于总行和省分行本部主要履行管理职能,其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客户 “开疆扩土”的经营能力趋于弱化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职能式组织与流程设计制约运行效率提升。随着商业银行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组织架构随之膨胀,“大企业病”问题逐渐凸显。在按照传统的分工论、组织论建立的职能部门制架构下,商业银行各业务部门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引发“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部门墙”问题。按产品划分的部门以“单兵突进”的方式开展业务,经营管理工作主要是靠上级抓下级、一级抓一级,不仅难以满足当前大企业、大客户业务综合化的升级趋势,也使经营边际成本不断增长。各个职能部门和经营机构按照职能分工各管业务流程的一段,人为地将业务流程分割为支离破碎的 “业务段”,这必然导致业务效率损失、客户需求被忽视等弊端。同时,银行的流程设计也存在很多不精简、不清晰、不规范的地方,比如前台业务操作环节繁多、后台业务审批流程冗长、服务标准在各地之间存在差异等等,与客户对服务效率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 

长期同质化竞争下主动创新意识薄弱。在粗放的经营模式下,以追随策略为主开展同质化竞争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自主创新动力有所不足。一方面,银行内部的交叉销售和联合创新缺乏系统、有效的机制保障,业务板块、条线和机构之间分工欠清晰、联动也不够。围绕市场和客户的信息搜集、效益分析、分工配合、激励约束、后续改进等创新意识和创新机制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受传统流程和风险管理要求的限制,商业银行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低, 导致银行产品的迭代升级周期较为缓慢, 与客户需求的升级速度形成了鲜明反差。

以资本约束引导业务发展的能力不足。我国商业银行仍属于以依赖存贷利差收入为主的传统盈利模式,短期内难以彻底摒弃注重规模增长和追求短期收益的经营观念。由于银行资本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也尚不完善,经营机构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本占用问题,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资本消耗过快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对流动性状况这一资本配置中关键因素并未充分重视,也降低了资本配置计划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造成前台业务开展对资本约束的考虑不够,以经济资本配置来引导业务发展的能力不足。 

要解决上述问题，商业银行必须推进自身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可以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维度。第一,“供给侧” 是指从供给侧管理的角度,着眼于商业银行这一微观供给主体,对人力、资本、技术、财务等资源要素的投入方式,银行生产成本、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管理模式的建设。第二,“结构性”是指结构的优化调整,立足于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供需有效匹配,促进财务结构、客户结构、产品结构等系列结构性问题化解,进一步释放错配资源的内在价值,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第三,“改革”是原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构建,为了提高供给效率, 提升供给质量,增强供给结构的有效性, 对原来束缚银行资源要素供给、经营管理功能发挥和结构优化调整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构建有助于进一步发展银行生产力和提升生产质量的制度保障。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必须将中央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在银行经营之中。

一是以创新引领综合竞争力提升。创新能力是综合竞争能力提升的关键,改革必须切实优化体制机制,理顺责权利关系,围绕市场和客户,推动理念、机制、模式、产品、服务、流程、方法和技能持续创新,以创新提升转型发展的质效。

二是协调各方关系推动均衡发展。改革要协调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的平衡,表内与表外的平衡, 分行与直营机构的平衡,统筹好板块之间、条线之间、总分行之间的协作关系,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是走绿色低耗的轻型发展道路。绿色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减轻“能耗” 和“自重”,坚定不移地走“轻资本”、 “轻资产”、“轻成本”之路,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以开放包容形成内外发展合力。以包容发展的态度对内开放,探索跨界合作共赢;以深度融合的思维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家新一轮开放战略,坚持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提升跨境跨业跨市场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以共享理念提高改革动力。依靠客户、员工和股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凝聚一切正能量来推动改革,也让改革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客户、员工和股东,从而充分调动起改革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机制和结构特征皆在发生变化,与过往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相对应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已经到了必须重构的关键时点。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全面提升金融供给质量水平和配置效率。实现这一要义的途径是逐步改变过去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结构的外延粗放型发展方式,坚持以效益为中心,重视各内在经营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科学利用,努力向内涵式集约化的科学发展方式转变。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改革供给体系，匹配需求变化

当前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同质供给”和“个性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这倒逼银行要从供给侧管理的思维出发,以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匹配客户需求的变化升级。

在产品创新上,要根据客户定位突出重点,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定期剔除同质化、销路差、客户体检不佳的产品。当前,应该聚焦国际化、综合化、财富管理、互联网金融等重点创新方向,加强跨境、跨业、跨前中后台、跨板块的统筹融合,提高市场响应能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和拳头产品。在公司板块统筹表内外资源,强化跨境、跨市场的资金要素联动,运用产品组合满足客户全方位融资需求;在零售板块重点创新个人信贷、手机银行和网络支付等产品;在同业与市场板块重点开展交易产品创新,完善利率管理、汇率管理、财富管理的业务功能解决方案。

在服务创新上,要坚持“总行为基层服务、中后台为前台服务、全行为客户服务”的大服务理念,拓展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的边界与内涵;形成涵盖服务规范、服务渠道、服务产品、服务效率、IT系统和风险管理等在内的,全方位、全流程、全员化的“大服务”格局;构建闭环、高效的服务链,建成客户服务的管理体系和培训体系,实现服务管理由“抓规范”到 “重体验”的转变。

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是银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关键还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要推行团队项目制,对在产品创新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实行专项奖励;建立容错试错和试点运行制度,鼓励大胆尝试创新;畅通基层一线与总行产品创新团队链接渠道,及时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品转化为分行服务客户、增收创利的有效手段;建立健全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金融产品分级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改革要素使用，释放产出潜力

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渠道和信息技术是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主要投入要素。银行要提升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就要关注上述要素的投入产出效应,通过制度化改革化解要素制约,进一步释放要素产出潜力。

人力资源是商业银行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银行供给侧改革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劳动生产力,充分调动全行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构建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用人机制改革,坚持市场化选聘和推出、目标化考核和契约化管理,有利于形成管理人员优胜劣汰、优上劣下的长效机制,也有利于提升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二是深化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机制改革。培育竞争性文化,推动建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现代企业分配制度。

财务资源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受到内外源资本补充渠道的限制,银行要从“高资本消耗”、“重资产运行”、“拼成本运营”的经营模式转向以“轻资产”和“轻成本”实现“轻资本”的发展路径。其中,“轻资产”要处理好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的关系,改变传统的追逐资产负债表扩张、依托表内业务的高耗资本发展模式,着力发展低风险、低资本消耗乃至零资本消耗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将代客业务为主的交易型银行业务,以及托管、基金、信托、资管等新兴业务作为今后轻资产转型的重点方向, 探索依托内生资本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轻成本”要重点管控好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资金成本的核心在于客户经营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要最大限度拓展高忠诚度、有粘性的结算性价值客户,进而最大程度获取低资金成本的优势。运营成本的基础在于流程及业务整合能力,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整合使业务决策和操作流程不断优化,单位作业成本不断降低,才能获得运营成本管控的优势。

渠道要素是商业银行日常开展经营的基础条件。目前,商业银行普遍实施了电子银行、客户经理和网点“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未来渠道改革的重点是,巩固线下传统优势,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以客户为中心,任意一点接入,线上线下响应”的改革目标。其中,基层网点依然是银行的重要阵地,网点要向人员少、成本低、轻型化、智能化转型,推进综合型、普通型、普惠型网点分类管理和建设;电子银行建设要突出重点,今后渠道网络中首要的是线上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要重点把手机银行作为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的重中之重,打造成聚集所有产品和功能的线上平台。 

互联网信息技术是商业银行创新增长的新型驱动要素。“十三五”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这对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互联网业态下新技术应用探索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未来值得加大力度探索的领域包括:传统公司、零售、市场等业务板块在产品、服务、渠道上的网络化、移动化和便捷化,通过传统业务的互联互通,实现跨境跨业跨市场的发展;打造与母行错位互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战略,建设一体化的资产管理中介平台、产品分销平台和征信数据平台;整合内外部资源,与外部合作伙伴开展多种形式的跨界共建、众包协作和社会化营销,为金融和非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提供土壤。

改革业务流程，提升运行效率 

业务流程的整合优化是对传统银行管理分工理论的重新审视,强调从客户需求出发,以完整连贯的整合性业务流程来替代被职能部门割裂的、不易看见也难以管理的流程,目的是使银行的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关键指标取得显著性改善。

这项改革要从梳理现有业务流程开始,立足于“高效、无缝、闭环”的原则,按照“一项业务,一个流程”的要求,全面梳理主要业务申办过程和审批流程,明晰业务发起申报、资料传递、审查审批、批复办理、后续监控等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制定路径清晰、责任明确的流程图,使每项业务的运营管理有据可查、有图可依。同时,改革也不仅限于绘制流程图,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流程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进行根本性思考。当前,商业银行的突出问题不是缺乏流程,而是流程冗余,数量过多且不尽合理的制度和流程增加了银行内部的沟通成本、降低了运行效率。因此,要提高银行业务运行效率关键在于精简流程,即剔除一切不必要的环节,避免所谓风险控制形成多余的操作流程。

精简流程重点在于推进业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统一授信管理体制和风险合规小中台建设这三方面。业务管理体制改革要通过优化职能和审批权限以及相应的业务流程调整,在总行、分行、辖行三个层面实现内控制约、中后台分离、风险效率平衡的管理目标;统一授信管理要做到充分授权、应授尽授,并推出专项授权以提高银行管理的灵活性和针对性;风险合规小中台的建设则要求中台管理部门将相应管理权限下放到业务部门的小中台, 使小中台在前移风险关口、加强业务风险控制、提升流程效率等方面进行发挥更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业务流程整合优化是一个持续推进、动态优化、没有终点的过程。只有将流程整合优化作为一项常规性的管理工作,才能逐渐提高银行业务办理效率和风险管控水平。持续推进流程改革还要做好以下几点:一要建立流程整合方与实际应用方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分行对流程问题的识别和诊断分析作用,总行应在评估分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相应调整优化业务流程,使流程整合优化更好契合分行需要,更加贴近客户和市场需求。二要持续重视跨部门流程整合工作。要结合不同阶段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重点,全面梳理跨部门业务流程,明确权责界限和服务节点间的关系,消除不增值或负价值的业务环节,衔接好部门间流程的“缝”,减少责任不清和推诿扯皮现象。三要注重运用信息系统固化规范流程。流程是否优化、IT能否支撑、员工会不会熟练操作这三个环节是银行提高效率最关键的因素。因此,信息系统工程建设是流程优化的基础保障,优化的流程确定之后,应通过信息化的方式固定,并通过 IT系统加以实现。

改革经营模式，优化资负结构

相对于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来说, 资产负债结构在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中具有 “纲举目张”的地位和作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将有利于推动银行向集约化、精细化管理转型。在利率市场化、存贷比约束弱化的背景下,存款已不再是银行经营最重要的约束条件,核心负债拓展能力和资产经营能力更显重要。因此,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要由传统的“存款立行”向“核心负债立行”与“资产驱动发展”并重转变,推进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调整。

在资产端要明确泛资产、全资产的概念,未来银行业务投行化、表内业务表外化是大势所趋。银行要加大力度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高风险资产占比,瞄准风险可控条件下的高收益资产,推动资产结构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同时不断加强对经济利润、RAROC等指标的考核,以强化各经营单位的资本约束。在负债端要注重核心负债的发展。核心负债主要包括零售存款和通过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结算清算、现金管理而带来的资金沉淀,这些存款成本低且稳定。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存款资金理财化趋势日益明显,核心负债将愈显稀缺和珍贵,应加大拓展力度。

资产负债配置是驱动改革发展的关键内容,要提前布局,做好谋划。一是保持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低于总资产增速。持续提升风险加权资产的精细化管理能力,鼓励和加大对零售贷款、同业业务等低资本占用资产投放。二是保持财富和资产管理增幅高于总资产增幅。商业银行要抓住当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的契机,深耕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等新兴消费领域,引导经营机构做大财富管理的规模,实现资产管理、信托、基金以及理财、托管等业务的循环增值。三是持续提升境外行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度和资产占比。紧密对接国家“走出去”战略和 “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发展境内外联动业务;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加快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RQFII、人民币债券承销等业务。

改革体制机制，重塑内生动力

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银行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了内部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商业银行才能够提高从决策、管理到经营的效率,有效提升应对实体经济变化的灵敏度,这是提升银行经营活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深化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改革。按照“党的领导核心和三会一层授权经营”的思路,从职能、责任、动议、决策、协同、边界等方面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治理基础。重点是要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作用,探索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方式。一方面,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公司治理的基石。要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和统领全局的作用,将国家战略意志与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有机结合, 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有效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建立相互制衡、授权经营的公司治理机制。在坚持国有控股地位的基础上,优化股权结构,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绩效考核、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中要发挥更大作用,给高管层充分授权、明确经营责任。

建立责权利统一、风险有效管控的内部经营机制。重点包括:预算考核体系改革、发展责任机制改革和风险管理机制改革等内容。其中,预算考核体系改革是要通过完善前台业务板块预算机制,让经营机构的运营业绩“算得清”;发展责任机制改革是要通过差异化绩效考核机制建设,让总行部门、事业部利润中心、境内外分行和子公司的各级管理人员能够“跑得好”;风险管理机制改革是要通过完善风险管理岗位责任和管理责任追究制度, 让经营管理行为能够被“管得住”。

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经营模式。要以总行直管客户为方向, 健全和完善板块一体化运作机制,优选战略性客户,提高总行直接经营和直接服务客户的能力。一是完善前台板块协同运作模式和管理架构,做实业务推进委员会制度,着力推进客户资源的整合共享,切实增强协同运作效率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客户满意度明显提升;二是优化风险管理板块,建立适应经营模式转型的授信、风险和合规管理架构;三是健全直营机构风险管理架构和机制,设置风险总监岗位, 规范中台架构和职责,建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度;四是建立统一营销、一站式审批、便捷高效的大客户经营管理体系。

（作者：牛锡明，转载自《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