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

此外，会议还决定，改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清缴核算方式，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上半年的研发费用由次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除改为当年10月份预缴时即可扣除，让企业尽早受惠。这是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到财政政策倾斜、再到税收优惠等一揽子优惠政策出笼，通过政策组合拳来支持企业创新和发展，这表明我们国家在创新方面是持续推动的，并积极引导企业更多地去关注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有国际竞争力。

通过减税撬动企业创新积极性

知名经济学者吴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我国经济正增长2.3%，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经济总量突破101万亿元，经济总体向好，这为我国对制造业企业再次加大减税力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桐分析认为，此次国务院对制造业企业加大减税力度，主要用意如下：第一，稳定企业预期。2020年12月31日到期的7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得以延续，稳定了享受该项红利的企业预期。第二，进一步为制造业企业减负，将制造业加计扣除比例提升到100%，可为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加显著的节税收益，赋能企业发展。

在吴桐看来，此举对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会形成两大促进作用。第一，将阶段性政策变为制度性安排，市场化程度高、更加公平普惠的税收手段有利于稳定企业预期，发挥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第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提高及其他财税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必将显著增加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驱动制造业企业在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改革有两个大的导向，一个是对有研发能力的大型平台和企业，通过减少税基的方式，促进大型有实力的企业对核心技术也就是卡脖子技术的研发。还有对中小微创新企业也是一个大的激励作用。新政策对这一大一小两端企业发力，通过减税，可以减少企业运营方面的成本，有利于撬动企业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这个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

欧阳日辉还表示，现在国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我们可以学习和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而在数字经济领域卡脖子的技术掌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才能提升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力。

首都经贸大学税务系教授刘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从企业的维度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再次多点发力，能够把整体的创新推向新的高度。

制造业企业面临诸多创新短板

吴桐表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短板和瓶颈，制约科技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存在资源配置低效分散、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创新成果转化通道不畅等制约因素。

“基于此，应加快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补全制造业创新链条；集中产业创新资源，前瞻布局重点技术领域；强化企业主体和产学研协同，打通科技到产业的通道；加快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制造业创新支撑能力。”吴桐就此建议。

欧阳日辉认为，卡脖子技术主要是芯片方面，这是发展数字经济非常关键的技术。当然大部分关键技术包括安全技术方面也还存在短板，处于比较被动地位。

欧阳日辉说，企业在投入技术研发方面能力是有限的，而且抗风险能力弱，因为研发投入成本大，周期较长，从国家层面不给予支持的话，企业就不可能持续去做。企业首先要生存。尽管一旦它的技术创新成功，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但是失败的概率也是很高的。阿里云的研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发初期很长时间都是亏本的，企业和研究人员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欧阳日辉建议，一要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税负区别对待，对创新比较明显和突出的企业，从国家层面要给予支持。二要形成多元化科技研发投入模式。基础设施服务类型的科技研发，有些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需要国家层面去加大投入。而应用领域可以形成多元化投资模式，政府可以委托给体制内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企去进行技术研发。政府也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投入，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